• 杨志军:理想不仅仅是为了耀眼的结局
    发布日期:2021-08-05 15:1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杨志军:当代著名作家,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环湖崩溃》《海昨天退去》《大悲原》《藏獒》《伏藏》《西藏的战争》《海底隧道》《潮退无声》《无岸的海》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》等。曾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国文学新人奖、《当代》文学奖、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一名,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等。作品多次入选“向青少年推荐的一百本优秀图书”。

  以《藏獒》三部曲而知名的作家杨志军的写作激情、求索思考,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关注,始终未曾减弱。近日,杨志军新作《最后的农民工》由作家出版社推出。小说书封上有两句话:“一部开阔奔涌的城市发展史,一本饱满充盈的心灵成长录。”青岛科技大学文学传媒学院教授刘耀辉表示,稳赢天下高手论坛,前面应该可以再加上一句:一位热血澎湃的文学朝圣者。他认为,杨志军的愉悦感,来源于文字的输出,“一如马尔克斯所说;‘活着为了讲述’。对杨志军而言,写作是一种朝圣,更是理想主义者的光芒。”

  50余万字的《最后的农民工》以青岛为背景,描写了农民工的生活、情感、工作。杨志军在火热的生活中以小见大,洞察幽微,表现了当代农民工这个群体及个人的物质生活、情感状态、人生选择和理想。

  杨志军认为,文学应该有一种对边缘人的关注,“一个人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,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,一个人的情怀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,一个人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,一个人的风貌是地球风貌的一部分,而所有人,包括农民工,都是这‘一部分’。”杨志军表示,自己在用这本书请求社会:请聚焦他们,请把多情的眼光投向他们。

  记者:您创作这本小说的初衷是什么?最想表达的是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哪些特质以及精神需求?

  杨志军:农民工是一个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群体,正是他们的存在,从根本上推动了当代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,推动了从乡村中国到都市中国的转变,可以说,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所有城市的建设浪潮和经济浪潮。

  我观察他们,就是观察社会的所有演进,观察“人”的全部特点:那些奋进与挫败、得到与失去、高贵与卑贱、健全与残缺,在他们身上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。他们既是浪潮本身,又是很容易被浪潮淹没甚至击碎的人,他们并不强大,一旦潮汐交替,连痕迹都不会留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为他们写一部小说的理由之一。

  小说《最后的农民工》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,而是事件背后的幽曲,是人物背后的秘密,是心理和感情的走向在一座大都市里的起起落落。在我的笔下,所有的生活都是双向结构,你给他温暖,他产生热量,回馈别人的就一定是温度、是夏天;你给他冷漠,他产生冰凉,回馈别人的也一定是寒冷、是冬天。

  这是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问题,大小相同,方向相反,被反射的热量依旧是热量,被反射的冰凉依旧是冰凉。每个人跟社会的关系,既是精神的,也是物理的。

  杨志军:我有雪山草原的滋养,有一种浸透在骨子里的隐喻,那就是“雪白”的意象和人生境界的铆合。对“人”来说,干净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,雪白的人生是一种圣洁而辽阔的向往,它包括了做人的纯粹和精神的清洁,包括了人类信仰所应该具备的宝石般的光芒。所以,我在《最后的农民工》里说:“雪白是一层覆盖,让世界无尘无埃,雪白是一次激荡,涤除天上的积霾,雪白是一片衬底,绘染千万种色彩,雪白是一种恩赏,给我辽阔的胸怀。”

  记者:这部50多万字的长篇作品,创作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您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成。写作过程中,哪个段落让您写得最顺畅,谁的故事让您写得会更加心情起伏?

  杨志军:写作中所有的故事都写得比较顺畅,但在这里我想提到常发财和肖静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次颠覆:不是农民工千方百计追求女老板,而是女老板出于最单纯的感情爱上了农民工。有人会问我:现实中有吗?我的回答是:有,我听到过,也见到过。但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,而在于我的叙述是否来自我内心的需要?我需要这样一种让资本低头下嫁凡夫的尊重,需要通过这样的设计来提升农民工的价值和地位。在我的小说里,一个“基本粒子”总是对应着一个“反粒子”,它们互相衬托,好的更好,糟的更糟。

  杨志军:时代造就的“农民工”必然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成为过去,当产业工人的组合以农村青年为主体的事实已经出现;当进入大城市工作和做一个“城里人”不再是农民艰辛跋涉后的唯一出路;当交通的便利、物流的发达不再把乡村和城市隔绝成两个遥远的世界;当大量的农村人“养活”少量的城里人的布局已然发生改变,而迅速扩大的城市又需要大批农民前来支撑时,告别传统的农民进城打工的模式就显得水到渠成。

  词汇对生活既是描述也是概括,当被描述被概括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或成为历史,我们何必要削足适履地固守词汇造成的误解呢?请不要过问他们来自农村还是城市,这些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,已经跟他们所处的城市建立起了唇亡齿寒、休戚与共的关系,而不再是从前那种孤立无靠的“农民工”。

  “农民工”虽然并不是贬义词,但它所代表的历史含义和所指向的庞大而特殊的人群,很容易让人产生身份歧视,这对他们既不公正也不符合事实。农民工的群体中,见义勇为者有之,解囊相助者有之,知恩报德者有之,洁身自好者有之,“最后的农民工”也是最后的坚守,生活如此,我的作品必然也会如此。

  每一个基本粒子对这个世界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,这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的真理。“农民工”像那些因为肉眼看不见而常常被忽略的“夸克”,全面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大小脉管、肌肤骨肉中,他们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。

  记者:您倾注心力书写农民工这个群体,是否有过担心或顾虑这本小说会“遇冷”,因为真正关注他们的人可能没那么多?

  杨志军:对,农民工是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体,谁都承认他们的重要性,却又不能给予这种重要性所应该具备的关注度。高楼大厦是农民工盖起来的,但大家提到的往往是房地产商。任何时候,资本都会充当英雄好汉的角色,都会转移人们的视线,以便让自己的C位形象更加高大一些。

  有人向资本鞠躬致敬时,我看到的却是边上的人,是后面的人,是那些被高大形象遮蔽的人。我用一本书在请求社会:请聚焦他们,请把多情的眼光投向他们,请在你们住进新房时想到他们,而不要一味地相信开发商有多么了不起,请在享受他们提供的一切便利时多少有一点感恩的情怀。

  请改变“关注”的“静止”状态,请给“农民工”的非边缘化“加速度”。作为本书的作者,我担心的倒不是没有人关注,而是关注了也麻木不仁。但文学是写给所有人的,“农民工”是“人”的一部分,如果社会对“人”能够保持一点超越性的眷顾,就不应该忽视它。我不想期待什么,因为只有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过滤器。

  记者:您了解的农民工群体目前的状况怎样?比如,他们的快乐、苦恼、牵挂都是什么?

  杨志军:他们希望能有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;希望物价不要比工资涨得更快;希望技术革新不要带来裁员辞退;希望房价能般配他们的收入;希望永远保留老家的宅基地;希望缩小贫富悬殊的差别;希望拥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包括孩子的上学;希望家人团聚;希望冬天不要太冷夏天不要太热,好让他们的栉风沐雨在一种身体能够忍受的温度内;希望一切顺利。

  记者:可以看出您非常喜欢小说中常发财这个人物,他是有原型,还是您在他身上投射了自己很多理想主义的影子?

  杨志军:虽然小说中人物未必个个都有原型,但常发财的确是有的,而且不止一个。把许多人身上零零碎碎的光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,他就变成了一盏灯。我钦佩生活中利他主义的存在,鄙视所有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,我写常发财以及其他具有优良品行的农民工,就是写我对“人”的认知。他投射的不光是我的理想,更是一种对基本的行为准则的理解——做人起码就得这样。除了常发财,还有马离农、罩子、翠萍、包爷、包玲、船生、陶三、郝进青等人,他们个个不乏令人向风慕义的光彩。

  记者:常发财是个接近完美的人物,但最终命运让人唏嘘,这样的结尾就是您说的“绝望里种出一朵玫瑰”吗?现在的读者似乎更喜欢好人有好报这种圆满的结局。

  杨志军:我相信“好人有好报”,但具体到常发财身上,“好报”跟“活着”并不画等号,让人们记住他,也许是一种更有价值的“好报”,毕竟“常发财”的形象只是一种塑造,而不是真人真事的描摹。因为他有爱,便做了绝望中的玫瑰;因为他高洁,便成了污泥中的莲花。谁都说他的结局可惜,这就是悲剧的美学效果,是人物在小说之外的延伸,是精神存在的一个见证。

  记者:在小说中,有的农民工变成了富裕的“城里人”,然后反哺家乡,您觉得这是不是农民工在外奋斗的理想化的结局?

  杨志军:这只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,而不是全部,更不是人生的结局。农民工的背井离乡和反哺家乡,都意味着一种突围,前者是对生活贫困的突围,后者是对精神窘困的突围,目的都是为了改变现状。如果改变自身的现状就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自由度,一个人的突围就会永远持续下去。

  理想化的结局既是生活的延伸,也是精神的扩展——“人”的精神是我永远寻绎的对象,它没有限度,却有一定的指标。《最后的农民工》中有达标的,也有不达标的,芸芸众生,万千世相,都还在路上。

  每个人都是奔着引力而去,当下的和脚下的引力超过了一切,我们就是现实主义;远方的和头顶的引力超过了一切,我们就是浪漫主义。找到一种平衡点,让现实和浪漫都变成价值体系中光彩夺目的一环,便有了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。理想主义的反面不是现实主义,而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。所有的理想都应该牢牢根植在现实的土地上,并每时每刻为现实服务,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耀眼的结局。

  记者:您在青海生活40年,1995年离开青海来到青岛,定居至今。从荒原走向大海,这是一个不小的地理跨越,您如何面对?这二十多年的创作,您觉得在创作追求和内在写法上变了吗?

  杨志军:对一个人来说,跨越意味着身份的改变,好比候鸟演化成留鸟,其中既有沧海桑田的悲凉,也有伤逝中得以重生的庆幸。从此岸到彼岸,才发现所有的彼岸也都是此岸。一个作家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就像夫妻,可以彼此恩爱,白头携老,也可以花残月缺,雨断云销。

  在青藏高原我喜欢草原,在青岛我喜欢大海,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大自然的养育,直到现在,自然也没有亏待过我。青岛的大海会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始魅力,会让你想到时间开始的那个阶段跟现在并没有太大区别,你可以从零开始,干净得像个赤子。

  自然地理决定了一座城市的风貌和气质,也决定了一个作家所有作品的风貌和气质。地理变了,创作的追求理应有一个断崖式的变化,但我在这方面的变化好像不是很大。最近不经意间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,1985年我在《现代人》杂志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《大湖断裂》,其中第一章的题记是:“道德永远伴随着一种慷慨馈赠。如果不是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自己,‘人’的代称就应该是‘罪犯’。”尾声的题记是:“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。道德——‘人’的支柱。”而在《最后的农民工》里,我还在不遗余力地呼唤“道德完善和精神再造”,还在说:“我们的梦想已经不单单是做一个城里人,而是做一个‘人’。”也还在期待“人”的光亮。36年过去了,没想到我在创作中的表达居然还是起点上的思考,就像验证码一样,历史的图形恰好可以填补当今的空白。

  记者:关于青海和青岛两地对创作产生的影响,您曾提到过一个说法——作家的“变性”与作品的“变性”,能展开讲讲吗?

  杨志军:地理孕育文化,文化产生精神。青藏高原是“酒神”的栖居地,“酒神”狂热而过度,在悲剧性的陶醉中永不消沉,是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的,拥有阳刚属性。海洋陆岸是“日神”的艳阳天,理性而有序,在外在美的陪伴下寻找内心的舒适度,是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的,拥有阴柔属性。

  当我骑着马奔驰在草原上时,内心一定充满了雄性的征服意识,我是阳刚的也是天真稚嫩的;当我安步当车流连在海边街市时,泛滥在内心的却是母性大地的赐予,它柔软而坚韧,不想征服,只想接纳,我是阴柔的也是霜气横秋的。

  事实上,文学的“变性”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,几乎每个作家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。我们赞美一个作家越写越老辣,换一种说法就是越写越阴沉,或者说阴柔有余,阳刚不足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可以说是悲哀,毕竟阳刚之气才是生命创造奇迹的底蕴。阳刚的作者虽稚嫩却锋芒毕露,从事“看不透”的写作;阴柔的作者虽老辣却藏锋敛锐,从事“看透了”的写作。这就是为什么能写好的多数是年轻人,而能写好儿童文学的多数是老年人,因为成人世界混沌一片,无需看透,儿童世界清澈见底,必须看透。

  记者:从创作中不难看出,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您也多次公开说过,理想主义是您永不放弃的标志。这些年社会环境急遽变化,您有过动摇或挣扎的时刻吗?

  杨志军:理想主义的强项和弱项都在于任何时候,都不会把放弃理想作为妥协的条件。绝望是有的,挣扎也是在所难免,但结果往往是绝望变成了营养,挣扎获得了力量。

  理想主义者跟其他人一样,接受环境对他的改造,但同时也坚信他可以改造环境,尽管事实一再地证明,他对环境的改造永远是负数。在抗衡负能量的过程中滋长并传递正能量,这几乎是理想主义者的本能。

  记者:您曾经说网络对人类阅读和人类的精神是一场灾难,网络上只有消费阅读没有精神阅读,您现在还这么看吗?

  杨志军:网络不可逆,也不能逆。正因为如此,反思网络阅读才显得尤其重要。对有些人,网络阅读属于无目标的滥阅读,滥阅读等于无阅读,甚至比无阅读还糟糕;对有些人,网络阅读属于消遣阅读,是快餐文化的一部分。

  需要提醒的是:不要让消遣占据了你的太多阅读时间,坚守你的精神需求,是大有裨益的。精神阅读是一生的需要,一壁图书或一架文学作品的作用,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,自己动手建造一座“人文灯塔”,跟拥有虚拟的“数字阅读”,毕竟是两回事。

  只有陪伴你一生的图书,没有陪伴你一生的“数字”或者手机。图书是精神的硬通货,是你的武装,它让你强壮,给你自信,送你平静安详、地久天长,不像“数字”,说没就没了,而且始终跟混乱嘈杂联系在一起,让你不得安宁,而真正的阅读,需要清静、寂寥甚至孤独。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,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”。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境界,人生的情调和趣味因为读书显得与众不同,而网络只能让你文野不分,连品一壶清茶或喝一杯咖啡都不在一个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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